墓葬与出土文物
楚 幽 王 墓
　　楚幽王墓，墓址在寿县城东南25公里处的朱家集（今属长丰县）附近，发掘前称李三孤堆，封土高出地面2米以上，径约100余米，周约400米。

　　民国12年（1923年），当地农民在附近农田耕作中偶然发现青铜器有鼎、壶、簋、镐与带钩、镜、车马饰具等，后为蚌埠外侨瑞典人加尔白克所得，现藏瑞典首都皇储搜集部。民国22年和24年，当地人曾先后两次进行挖掘。这两次发掘，虽没有控及椁室，但已取出不少器物，均被瓜分变卖，著名的“曾姬无血阝”（一对）就是在第二次挖掘中出土的。

　　民国27年，国民党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，令其驻寿县所部彻底挖掘，这次有组织的大规模行动，挖出了棺椁。据郭峙一《亲历记》记述与现场目击者口述：大致挖约10米多深时，始到墓底。椁室有九，中央主室每边各有两厢，木棺置于中央主室，棺长约3米，宽、高约为1米，呈朱红色，光泽鲜艳如新。棺盖与四壁均饰以龙形浮雕，未封钉，揭开棺盖，内壁洁白如雪，骨骸已化成灰，仅存头发一束，棺室内有铜铎（可能是小型编钟）30余个，每个重1.5—2公斤。彩色花面石70多块，块长约25厘米、宽约10厘米、厚约5厘米，当是编磬。棺的两旁各置大铜灯一个，每个重50—60公斤。棺前有铜鼎3件，每件重100—150公斤；正中置铜剑1把，长约1米，剑柄上有浮雕的龙，拭去泥土，光彩仍然耀目，绝非常剑可比；又有直径约34厘米的绿色翡翠球1枚。主室周围的8个厢室中都有器物，而以东边的两厢室中较多。这些是研究楚国君王葬制的宝贵资料。

　　这次挖掘，其出土文物甚多，据估计至少有4000余件，其中青铜器有1000余件，重要大件有200余件。现在大陆征集的只是一小部分，台湾也收藏了一部分。在安徽省博物馆收藏的器物中，具有代表性的如楚大鼎、四兽平底鼎等。
蔡 昭 侯 墓
　　蔡器与楚器虽然国别不同，但在文化面貌上却基本一致，主要是由于春秋时期，在江淮汉地区的诸侯，经过长期征战，频繁的交往，文化交流也与日俱增，从而互相渗透，逐渐融合，最后形成了具有独特风格的楚文化。

　　1955年5月，寿县治淮民工在城西门内北侧取土加固城墙时，发现甬钟两件。经发掘发现墓葬，位置向西至城墙脚约40余米，向南至西大街约280米，墓型为接近正方形的竖井土坑，无墓道，墓坑正中略偏南有长2.4米、宽0.8米的漆棺痕迹，满铺朱砂一层，厚约2厘米。朱砂下面有玉佩1副，并有玉璧与扁形玉环等，其间排列着圆形、六角形、三角形、长方形的金叶；偏东处有铜剑1把，剑锋向南；墓主人的骨骼未能保存下来。从玉饰、金叶的排列次序与铜剑的位置看，宛似人形卧地，可知是头北足南。

　　随葬物品如鼎、钟、鬲、豆、方壶、鉴、盘、尊与编钟等都置于墓坑北部；墓坑的东南隅除车马器、兵器外，尚有一些小铜器、骨器；西部以兵马器为多，也有一些小铜器、骨器；墓葬南壁底部长方形小坑内有绳纹陶器碎片，可能是给陪葬者的。

　　出土随葬物经整理后共584件，其中青铜器486件，玉器51件，金饰12件，骨器28件，残存漆片与陶片6件，砺石1件。青铜器中较大的鼎多达44件，最大的通高69厘米、口径62厘米、腹围197厘米。部分青铜器镌有铭文，其内容反映了弱小的蔡国周旋于吴、楚两大国之间的困难处境。蔡侯盘与尊的铭文各有92字，为蔡侯嫁其姊与吴王时铸；吴王光鉴有铭文52字，是吴王之女嫁蔡时所赠。在蔡侯钟上铭文82字中，有“辅佐楚王”等词句。由此可知，蔡国一方面与吴国结成姻亲以为外援，另一方面又要讨好于楚国，而最后仍为楚所灭。

楚青铜器铸造

　　青铜器是中国古代文明的标志之一，楚青铜器是楚文化的代表物。大型青铜器如鼎、钟，被视为社稷、王权的象征；一般鼎、敦、簋、壶、鉴、盘、尊、之类，是贵族、卿大夫的生活用具；而戈、矛、戟、剑、矢镞等又是必备的武器。此外，尚有用于祭祀、鼓乐、书简、车舆与百工、农业生产等方面的一些器具。当时的青铜器，对于国计民生至关重要，所以国家十分重视并予以严格管理。楚国青铜器铸造，不权在数量上为列国之冠，而且在质量上也居于上乘。
春秋时，吴越的冶铸技术比较先进，特别是在兵器的锻造方面，为列国所不及。战国时，楚东侵占有江淮地区，楚文化与吴越文化的交流与日俱增，并互相渗透而逐渐融合。
民国时期，寿县李三孤堆楚幽王墓出土的矛，中心有血槽，两翼有倒刺形回纹，被认为是楚铸的越式矛。又有鼎，长足外撇，重心稳，其造型充分反映了吴越风格。其他如敦、壶、鉴等，蟠螭矫然，云纹细繁，间有金错银镶，制作极其精美，同春秋时期的楚器相比较，无论是造型、装饰与实用性，都有明显的改进。
楚青铜器冶铸工艺精湛、美观、耐腐蚀，八土两千余年而不毁，主要原因是楚人讲究冶铸技术，广招能工巧匠，任用“铸客”字样。所谓“铸客”，一般是指从列国、外地来的（或延聘、或自荐）冶师、铸师与技工。“铸客”促进了青铜器冶铸技术的交流，取长补短，不断提高、更新冶铸水平，这是青铜器在当时达到鼎盛的原因之一。

鄂君启金节

　　1957年4月，在寿县城东南近郊邱家花园出土“鄂君启金节”4枚，其中车节3枚，舟节1枚。金节镌有铭文。车节149字，各节铭文相同；舟节164字。1960年在原地又发现舟节1枚，铭文与前节相同。现车节、舟节均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。

　　鄂君，名启，是楚怀王的族叔。据铭文记载。金节是楚怀王发给鄂君启的从事商贸活动的“通行证”，节上具体规定了车船数目、行程践线、往返时间（一年）、运载货物种类与税征、就舍（驿）等事项。按节载准予经过的地方来看，东到江淮，南下彭蠡，西人巴蜀，北及豫中，基本上包括了楚国的全境。

　　鄂君启金节制作精美，融冶、铸、镌、嵌高水平工艺于一体，文字书法流畅，繁简并存，充分显示了楚文化的光辉。它的发现，不仅为研究楚国的商贸，而朋也为研究楚文字，楚冶铸技艺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。

芍 陂

　　芍陂，今名安丰塘，在寿县城南30公里处戈家店。芍陂的创建，选址科学，工程布局合理，上引龙穴山、淠河水源，下控制一千三百多平方公里的淠东平原。这里土地肥沃，资源丰富，对于楚国徙都寿春后经济、文化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。

　　芍陂的创建人是叔敖。孙叔敖，期思人，楚庄王时（前613－591年）任令尹。芍陂始建时面积甚大。汉以来，淠、淝两水源逐渐堙塞，或失道，陂地由外向内逐渐改为田亩，陂面日益减小。今陂北岸孙公（孙敖）祠内，有石刻《古塘图》。据图测其界址，与郦道元《水经注》陂周百二十里之说相仿。楚建芍陂，不但解决了农业生产需要，还有政治上的意义。当时正是楚国势力向东发展，达到淮南境内，芍陂的建成，对于楚国在这方面的发展影响很大，并为后来摇摇欲坠的楚国，把都城迁到寿春，安居十多年之久奠下了经济基础。

　　芍陂是我国古代四大水利建设工程（芍陂、都江堰、漳河渠、郑国渠）之一，曾被誉为“水利之冠”。1988年1月13日，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保护单位。

　　建国以来，人民政府非常重视对安丰塘的修治。年年拨款，总投资3000多万元。到1986年，作石方、土方18万多立方米，建成一条长87.5公里的干渠，4条各长77.5公里的分干渠以及7000多条支渠、毛渠等，各类建筑物700余座。环塘以块石护坡，蓄水1亿立方米，可灌面积63万亩，成为淠史杭灌区重要的反调节水库。

楚 文 字

　　楚文字虽然不是起源、形成于江淮一带，但寿县出土的许多楚器上的铭文，说明楚文字是楚文化的重要标志之一。

　　楚文字是在夏商文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，也经历了“象形”发展为“指事”、“会意”、“形声”及“转注”、“假借”的过程。通过不断地创造、简化和补充，逐步形成独特的风格。楚文字与其它诸候国文字相比较，单字数量最多。如没有众多的文字，楚国一些重要文史典籍是表达不出来的。

楚文化——世界一流文化

　　春秋时，楚国势力逐渐转向东方扩展。穆王四年（前622年），楚灭六、蓼，后又灭舒入巢，楚文化开始进入江淮地区。庄王时，楚令尹孙叔敖造芍陂（即今安丰塘），加速了此地经济的增长，从而为楚文化的发展创造了条件。怀王时（前328－299年），楚已据有两淮地区，楚文化的影响日益扩大、加深。考烈王元年（前262年）此地为春申君黄歇的食邑。在黄歇的积极经营下，建筑、熔铸、农业等得到了较好的发展。考烈王二十二年（前241年）楚徙都寿春，寿春的地位发生了巨变，使寿县很快成为拥有数十万人口的大都会，是楚国后期政治、经济和文化中心。